1901年，失踪25年的法国第一美女布兰奇蒙尼尔被从自家阁楼中解救时，形同枯槁，双目几乎失明，体重仅剩46斤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始作俑者正是她的母亲。
时间倒回到1875年。那时的布兰奇25岁，正值青春鼎盛。
作为蒙尼尔家族的掌上明珠，她容貌出众，气质高贵，身边围绕着无数门当户对的豪门公子。在当时的法国贵族阶层看来，婚姻就是一场资源整合的游戏。蒙尼尔夫人早早为女儿盘算好了一场政治与财富联姻。
布兰奇却做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决定：她自由恋爱了。
男方是一位比她大不少的律师，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丰厚的财产，甚至在政治倾向上，还是一名支持共和制的激进分子。这在保守、拥护保皇派的蒙尼尔家族眼中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
母亲下达了最后通牒：必须断绝关系，嫁给家族选定的人。一向温顺的布兰奇这次展现出了惊人的倔强。她拒绝妥协，绝食抗议，甚至扬言要私奔。
在法国那个看似浪漫、实则极其保守的年代，家族荣誉高于一切。为了掩盖这桩可能让家族蒙羞的“丑闻”，蒙尼尔夫人采取了最冷酷的手段。
她先是把布兰奇关进阁楼，试图用几天的禁闭让女儿屈服。一天过去了，一周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。布兰奇依然死守着对爱情的承诺。
于是，阁楼的门被彻底反锁，窗户被厚重的木条彻底钉死。
对外，蒙尼尔夫人编造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谎言。她先是声称女儿去了英国的寄宿学校，后来又哀痛地宣布女儿意外早逝。她甚至穿着丧服，接受了整个普瓦捷市上流社会的同情与哀悼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逐渐忘记了这位曾经光芒万丈的社交名媛。布兰奇就这样在活人世界里遭遇了“社会性死亡”。
整整25年，8000多个日日夜夜。这间不足十平米的阁楼，成了布兰奇的整个宇宙。
最开始的几年，她或许还抱有获救的希望。邻居们在深夜偶尔能听到微弱的哭泣声和断断续续的呼救。每当有人询问，蒙尼尔夫人总会用“家里养的狗在叫”或者“阁楼有老鼠”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。
由于蒙尼尔家族的权势，即便有人心生疑窦，也绝不敢去触碰这个马蜂窝。在那个年代，阶级壁垒森严，穷人不敢质问富人，仆人更不敢违背主人。
这桩悲剧中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细节在于：那位让布兰奇拼死捍卫的穷律师，早在1885年就因病去世了。
律师死后，所谓的“婚姻威胁”彻底解除。蒙尼尔夫人完全可以把女儿放出来，随便编造一个生病休养的理由，让她重新回归社会。
阁楼的门依然紧闭。
囚禁的性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早已发生了扭曲。初衷或许是为了阻挠婚姻，后来则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权力宣示和病态的掌控欲。蒙尼尔夫人无法接受女儿曾经的反抗，她要用这种极端的惩罚，彻底摧毁布兰奇的意志。
在楼下，母亲和哥哥马塞尔每天享用着牛排、红酒，高谈阔论着慈善与艺术；在楼上，亲生女儿在黑暗中啃食着佣人丢进来的残羹冷炙，逐渐失去语言能力，心智退化得如同孩童。
这就是所谓上流社会的体面。在华丽的裙摆之下，爬满了啃噬人性的虱子。
1901年，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，整个法国乃至欧洲都为之震动。愤怒的民众包围了蒙尼尔家的豪宅，要求将这对恶毒的母子绞死。
命运在此时开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玩笑。被捕仅15天后，75岁的蒙尼尔夫人在狱中突发心脏病暴毙。她带着那份傲慢与残忍去了地下，干净利落地逃避了法律的审判。
所有的焦点转移到了布兰奇的哥哥——马塞尔蒙尼尔身上。
马塞尔曾是一名副省长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完全知晓妹妹的悲惨处境。他经常住在家里，甚至隔着门听过妹妹的哀嚎，但他选择了沉默与纵容。
法庭上的辩论异常激烈。一审时，马塞尔被判处15个月监禁。他不服判决，立刻提起上诉。
最终的结果让所有有良知的人感到齿冷。当时的法国刑法存在巨大的漏洞：法律并没有规定“不作为犯罪”或“见死不救罪”。马塞尔的律师抓住这一点，当庭辩称：“马塞尔从未亲手锁上阁楼的门，他也没有对妹妹施加暴力。真正囚禁布兰奇的是母亲，马塞尔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去营救一个成年人。”
更为荒谬的是，辩护律师甚至提出，阁楼的门虽然锁着，但布兰奇如果有足够的意愿，完全可以大声呼救或者试图破门而出，“她自己选择了留下”。
这种无视心理创伤、偷换概念的冷血辩护，居然在当时的司法体系下奏效了。二审法庭推翻了原判，马塞尔被无罪释放。他大摇大摆地走出法院，甚至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母亲留下的巨额遗产。
1913年，64岁的布兰奇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安静地闭上了眼睛。距离她被母亲关进阁楼，整整过去了3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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